11月17日，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揭牌。该中心整合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家科研机构资源，聚集全国大熊猫科研优秀团队，是大熊猫科研合作交流的世界级平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成立了由魏辅文院士牵头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学术委员会和大熊猫保护国家创新联盟，还将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熊猫重点实验室，并大力推动创建大熊猫等濒危动物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

从人工圈养到探索野化放归，从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自1963年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等第一批保护区建设启动以来，我国大熊猫保护的模式和经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成功案例。

国家公园：与大熊猫频繁相遇

从青藏高原东缘沿着横断山向北延展到秦岭。多年来，67个大熊猫保护区在这块区域陆续建成。2021年正式设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为大熊猫及其伞护物种建设了一个更加完整、连续、广阔的家园。目前，这里的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总数量的71.89%。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监测队员杨文刚、曾永兵在牛头山开展野外调查时，曾在一天之内目击3只野生大熊猫。

从“难以相见”到“频繁相遇”，这背后是显而易见的保护成效。“我们在一些区域开展的大熊猫DNA个体识别表明，各区域的个体数量都有所增加，野生大熊猫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这也是可遇见率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工圈养：破解繁育三难密码

早在1953年，我国就开始在动物园开展大熊猫的人工饲养。然而，圈养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存活难等问题长时间无法破解。直到1995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破解圈养大熊猫三难密码后，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才得以长足发展。

“圈养大熊猫为我国开展大熊猫一系列延伸性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除了保存种源的功能，还为国际交流合作、野化放归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专家魏荣平介绍。

随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等体系的构建，我国圈养大熊猫从最初的10只发展壮大到目前的670余只，基本实现了种群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为世界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目前，我国建成了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为主体的圈养大熊猫种群繁育发展体系，并借助分子遗传学技术和国际先进的谱系管理理念，合理安排繁殖计划，推动种群单位间的基因交流，种群发展的重点从单纯的数量增长向提高遗传质量转变。

野化放归：助力野生种群复壮

200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工作。2010年，随着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的稳定增长，大熊猫野化放归迎来了最佳重启时机。同时，“母兽带崽”的野化培训方法取得重大突破，卧龙核桃坪成为国内首个野化培训基地。“让有野外经验的母兽在自然环境下设立的培训圈内产崽，再让放归个体跟随母亲成长，习得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过程减少人为干预和影响，保持幼崽的野性。”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化放归项目执行负责人吴代福说。

2012年10月，全球首只在卧龙野化培训场出生的熊猫宝宝——雄性大熊猫“淘淘”，被放归到种群密度极低的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奔向野外独自求生。“淘淘”成为第一只通过“母兽带崽”方法成功野化放归并存活下来的圈养大熊猫。

考虑到雌性大熊猫是潜在的繁殖资源，更容易被野生种群接受，此后的放归都以雌性为主。此后，随着项目的开展，大熊猫野化和放归关键技术体系逐渐形成，放归工作从栗子坪所在的小相岭山系扩大到岷山山系。近2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完善的大熊猫野化培训技术体系和放归监测技术体系。

据介绍，国家林草局、四川省林草局、成都市政府联合出资首期1.1亿元设立大熊猫保护研究基金，启动国家公园野生大熊猫种群与栖息地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圈养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两个重大联合攻关课题。未来将进一步规范大熊猫圈养种群繁育和遗传资源管理，提高大熊猫人工繁育条件和技术能力，科学有序扩展优质种群规模，促进圈养大熊猫种群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邹晓菁 张 蕾 本报通讯员 龙婷婷)

来源：光明日报